加速度的“海外移民潮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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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几年,中国海外移民潮所引发的财富“潮涌”正引发各界对中国财富管理的担忧。据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统计数据,2009财政年度,通过在美国投资至少50万美元而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(即“绿卡”)的投资移民签证获批人数同比增长了3倍。

特别是近年来,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加坡等国家由于投资成本较低、成功率高、获批较快而成为中国投资移民的首选地。2010财年,中国共有超过7万人获得美国绿卡,仅次于墨西哥,排名全球第二。

招商银行(600036)与贝恩资本最新发布的《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》显示,中国累积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达73%。其中,约有27%的受访者已经完成投资移民,而正在考虑投资移民的受访者占比达47%,中国投资移民的趋势还在加强。

事实上,在国际移民大潮中,近几年中国海外移民呈扩大趋势,中国社科院2007年发布的《全球政治与安全》报告就显示,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,而成为最大移民国的同时,中国知识精英的流失也成为全球之首。自1978年以来,中国有107万海外留学生,只有27.5万人回国,而有近四分之三的人才流失海外。

应该说,国际移民与经济全球化、资本全球化、人才全球化相关,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更反映了资源全球化配置的需要。然而近些年,中国如此之大规模的“海外移民潮”所引发的“潮涌现象”值得高度关注,移民潮不仅造成了中国的财富流失、人才流失、税收流失、消费流失,更对中国“橄榄型社会”的建立造成深远的影响。

不断加速的“海外移民潮”与中国“低福利”的大背景有关。据统计,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,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国民福利开支,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/2到2/3,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%-30%。比如,德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美国2007年政府支出的福利支出(包括教育、社会保障、公共医疗卫生等)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高达68.8%、58.7%、56.7%和57.1%,而我国2009年中央财政中的社保支出、医疗卫生支出、教育支出分别为7.6%、2.7%、4.5%。

然而,对于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倾向和成本而言,投资环境和创业环境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因素。投资移民最主要的还是看重发达国家相对宽松的创业制度环境,美国相对而言是快速发展的小型公司最理想的创业成长地之一。

金融危机以后,为提高全球竞争能力,美国采取了诸多鼓励投资政策,如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,提供劳务、投资和培训服务等。对于在非中心地区、边远地区和经济开发区投资的企业,美国政府还提供特殊的优惠政策。与之相比,国内与创业相适应的创业孵化体系、风险投资制度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、分配与激励制度等一整套的制度结构尚不成熟,体制障碍构成了创业的基本制度性约束。

当前,国内企业的经营压力越来越大,一方面,国有资本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垄断和要素控制力,民营资本缺乏应有的制度保障,另一方面,由于红利的减少、劳动力、土地和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,以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,使得许多行业的利润率越来越薄,一些原本做实体经济的民营资本移民意愿萌生。

因此,对于中国这个向“橄榄型社会”大步转型的国家而言,如何通过更好的机制和更好的福利环境把财富(物质财富和人才财富)留住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议题。

对于很多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而言,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,而是打破垄断,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、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,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,应该扩大对内开放,通过制度安排让市场真正发挥其在配置社会资源,促进公平竞争,提高经济效率,降低中国整体宏观税负,构建有益于民间投资的经济生态体系,把中国的民间财富留住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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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• avatar Greenbird 0

      Cheers pal. I do apreacipte the writing.